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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已经不要紧了。”杨朔铭笑了笑，又看了看窗外在练习射击的人们，问道，“是不是又发生什么事了？有别的土匪要来？”

    “你自己说过的，‘匪过如梳，兵过如篦’。怎么，忘了？”徐元锦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反问了一句。

    杨朔铭明白了他是什么意思，苦笑了一声，没有再说话。

    熟悉历史的他当然知道，辛亥革命之后，有些事情，其实正好和历史教科书里面所描绘的轰轰烈烈振奋人心的样子相反。

    就象很多农民对于革命的理解那样，他们认为没了皇帝，就是没了王法一样，当时各地很多的民军（也就是革命军，在此以便同袁世凯的北洋军加以区别）虽然没有真刀实枪地打天下，但他们却想当然的认为自己有功。很多人只要当过民军，就会弄一功牌回家，多数是银子做的，回到家之后就象范进中举似的，那叫一个牛b，祠堂里领祭肉都是双份儿。但更多的人并不想回家，因为他们原本就是“绿林豪杰”，好不容易进了城，要留在城里享福。参加民军的好汉们在进城之后，觉得现在什么都可以做了。各地的民军在进城之后往往各据一方，大开烟馆赌馆，公开贩毒开赌。同时，天天跟新政府要钱要饷，不给就闹事。甚至拦路抢劫，由于争地盘，抢财源，各路民军经常发生火并，你杀过来，我杀过去。有的民军的统领居然会在大街上被另一伙的民军杀掉，连手枪带金表金链子钱夹子统统被抢走，弄得城里的居民，天天提心吊胆。而这样社会秩序大乱的背后，是无度的奢华，尽情的享受。不少民军的官佐，在革命“成功”后迅速腐化，吃喝嫖赌，买妾纳妓，无所不为。不只原来出身帮会和绿林的好汉如此，就是一些革命党人、新军军官，也一样开了禁，拼命放纵自己的欲望，几乎成天泡在温柔乡和酒乡里。前方有事，找不到军官指挥，好不容易找到了，却全都烂醉如泥。军官这样，士兵更是跟着学样，经常有夜不归宿的。在醇酒妇人方面，革命党人似乎特别地在意，稍有条件，就拼命地享用。好象这样才能表明革命就是跟腐朽的封建清朝对着干。象清朝明令不许官员狎妓，革命当然就可以开放了，封建礼法要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，革命当然就得“灭天理，纵人欲”了。对于多数革命党人而言，革命嘛，就是一种解放。解放嘛，当然首先得解放欲望。革命军政府好不容易筹来的钱款，好多都送进了酒楼妓院。而一旦钱没了，很多民军则整队人马出来抢劫，和盗匪无异。

    对于这样的革命，商民百姓当然大失所望，在他们看来，现在混乱的局面，或许还不及清朝统治的时候好些。

    这也就是尽管武昌首义后不久，中国的多数省份都宣布独立了，看起来革命军声势浩大，人多枪众，而为什么占了这么多省份的革命党人，却在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其实不很情愿的情况下，依然几乎全体一致地要跟军事强人袁世凯妥协的主要原因之一。这样土匪一样的民军，想要和袁世凯正规的北洋军对抗，简直就是个大笑话。因此在总统换人之后，留守在南京的黄兴主动将其大部分都解散了，在打发广东民军回老家的时候，还发现大量下级军官在南京都娶了妻室（这些人多半家里还有一位！）。后世的历史教科书一直对黄兴主动解散南京留守府颇多恶评，更有上纲上线的爱国愤青认为黄兴背叛革命向袁世凯主动投降！但知道个中真相的人都明白，黄兴的作法是完全正确的。

    依靠这样的军队，能成事才怪。

    革命党人及其军队的不堪一击，在二次革命的时候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。杨朔铭知道，在他现在所在的江西，李烈钧还算多少打了几仗，而其它地方的民军，在北洋军一到的时候，好多都是一枪没放，就倒戈的倒戈，逃命的逃命。转眼之间，胡汉民和陈炯明就成了光杆司令，只好也脚底抹油走人。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家乡广东，号称革命党人最多的地方，就这样一下子没了，一点面子都没给。

    对于“二次革命”最后是什么结果，杨朔铭其实早就知道得清清楚楚。

    在确切地知道了自己所处的历史时空之后，在养伤的这些天里，除了和黄家美女闲聊之外，杨朔铭也想过能否助李烈钧一臂之力，改变“二次革命”的结果，但他在思考了多次之后，还是放弃了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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